工薪族该如何收藏红木家具

  在当下红木收藏热的情况下,许多工薪阶层望藏兴叹。那么,工薪族怎样进入红木家具收藏领域呢?其实,真正红木爱好收藏者,不在乎钱多钱少,工薪阶层尽管钱少,从以下几点入手,就能稳步进入收藏领域。

  多学多看,先练内功

  如果你不能以钱为基础,就必须以知识和经验为本钱。在鉴别红木家具的真伪好坏、价值大小上多下功夫,甚至要多学些历史、美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是工薪阶层步入红木收藏领域的无形财富。此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参观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的藏品,要通过观摩实物掌握古代遗存在材质、造型、装饰等方面的时代特征。

  不怕辛苦,持之以恒

  工薪阶层,不大会有人送货上门,更不能到拍卖会上拍回几件古董家具。这就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劳动,在民间不懈地寻求,尤其是多逛当地的红木市场。无功而返是红木收藏者的家常便饭,一次没有收获,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长期性坚持,获得真心实意之物的概率自然就比别人高。

  避热寻冷,独辟蹊径

  近几年国内红木收藏市场上热点不断,炒黄花梨、紫檀等,价格飞涨。工薪阶层实在不具备抢热点的实力。与其跟风追涨,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人弃我取,独辟蹊径。不如安分守己买一些地道的红木材质家具,如“红酸枝”“黑酸枝”“花梨木”等传统红木家具用材,切不可盲目跟风,反而失去了收藏的意义。

  突出重点,兼顾其他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致力于同一类材质红木家具的收藏与研究较易出成绩,也较为经济。然而现在的红木收藏热持续升温,收藏者越来越多,市场上较为精品的红木家具常常是供不应求。这就要求收藏者在以同一类材质家具收藏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其他,多学几手,以备将来与收藏者互通有无。

  关键时刻,切莫手软

  工薪阶层钱少,平时少买一般的“大路货”。一旦看准了用料好、工艺精的红木家具,要能果断决策,拍板买下。一旦相遇,切不可犹豫不决,不能在价格上斤斤计较,以致失之交臂遗憾无穷。(本刊综合)

向美而生:打造东方美学生活方式

  艺术家佘文涛的禅室

  作家周华诚

  《向美而生:众人受美的召唤》 周华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士农工商,自管仲如此划分社会群体以来,匠人这个群体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留下数不尽的精妙技艺和作品。而新时代的匠人,在传承的基础上,还需引用新的工具,符合新的审美需求。作家周华诚对当代十六位知名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访谈集结成书《向美而生:众人受美的召唤》,展现独特的东方设计理念、精湛的工艺技术及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艺术家们用工匠精神打造东方之美。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孙珺

  展示16位艺术家的美学理念

  提到工匠精神,作家吴晓波这么理解:工匠精神,是对中国2000多年匠人道统的迭代式传承与更新。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私人价值观所追求的,又是必须带有公共属性。

  而新时代的匠人,虽然从事古老的行业,但使用新的工艺和范式,服务于新的人。他们具有新审美、新技艺以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链接。所以,新匠人的标准,无关于年龄、行业、地域,仅在于是否在传承匠人道统的基础上,引用了新的时代工具,符合新的时代需求。

  《向美而生:众人受美的召唤》这本书展现的就是这样一批新匠人。杭州作家周华诚从筹备到采访花了9个月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所长侯黎明、中国琉璃第一人戴舒丰、日本知名景观设计师仓永秀夫、设计师陆嵘、建筑师毛厚德、木雕大师陆光正、音乐家何训田、生活艺术家佘文涛等20多位艺术家和设计师,成书时,因为要突出极致,所以一再忍痛割爱,最终保留了16位。

  通过美和艺术提升人的幸福感

  这些艺术家给他极大的启迪。有一次在北京,他们奔波了很久,来到琉璃艺术家戴舒丰的家。他的院子里樱桃刚成熟,于是大家坐到樱桃树下吃樱桃,一边访谈一边喝茶。到了中午,戴舒丰自己动手给大家做铁板烧。“这个过程,你就知道一个艺术家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的生活观是什么,他的艺术观又是什么。我把这些都写在书里了。”周华诚说,“这样一本书,主题就是艺术与生活方式。比如音乐家何训田先生说,‘你是世间一朵花,你要找到自己的芬芳’,跟他们对谈,特别令人醍醐灌顶。”在他看来,这些艺术家为人天真,正是这种天真和真诚,使得他们的作品里有着浑然的大气象。

  再比如,生活艺术家佘文涛,他是潮州人。潮汕人很注重生活文化,喜欢功夫茶。关注喝茶,生活自然会慢下来。在慢和得到内心安静的同时,很多智慧就会生发。“潮州的这种生活习惯,带给我的,就是让我与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上得到连接。我以前做过很多事,就像在挖井,都没有挖到水,最后通过一条隧道,把一口口井连通了。我以前画画,做设计,搞摄影,做展览,在追求‘心灵美学’的意义上是相通的。”

  对话周华诚:

  与时俱进的才是好工匠

  广州日报:现在都在说“工匠精神”,您认为所谓工匠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周华诚:工匠精神的核心,一是专注,二是坚持,三是创新。工匠精神并不排斥现代科技,创新更重要,与时俱进的才是好工匠。只是这样的前进,是不离自己的根本,然后运用新时代的科技手段、传播手段、交流手段,做更多的事情。固步自封的手艺一定会消失的。

  广州日报: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审美回归的要求吗?

  周华诚:审美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更想呈现的是这些艺术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们对待生活的观念,看待人生的角度。我在访谈中常常关注到这一点:艺术家们的艺术追求与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这非常有意思。我发现,有大成就的艺术家们,往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艺术观是合一的。

  广州日报:在与这些艺术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您自己有何改变?

  周华诚:整个采访下来,我非常受益。好的访谈其实是激发,是思想的碰撞,虽然我常常只是抛出一个引子,引出访谈对象更为精彩的话语。我拿到新书以后重读了一遍,在很多语句下划了线。我特别想跟读者分享我觉得最大的受益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想的。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比较有意识地关注到这些,即那些人生中或艺术中重要的节点是如何到来的,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对这些节点的处理,正是他们人生与艺术的道路走到今天的关键性因素。

  往死里做好一件事

  好的匠人都是在自己的手艺上不断精进的。精进就是创新。比如,设计师毛厚德。他1988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是日本的名门,日本的工科第一号,当时毛厚德心想只要能进去,不管什么老师都行。结果选导师的时候,为确保能顺利进去他选了个看起来人气不高的老师,进去才知道,这是全校最好的老师坂本一成。严师出高徒,经过极其严苛的训练后,1992年,毛厚德获东京都立大学建筑意匠学硕士学位,代表作品有日本东京迪士尼主题乐园、日本东京品川新干线综合大厦、上海五角场万达广场、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等。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养成了死磕到底的信念。他坚持认为,往死里做好一件事,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周华诚说:“工匠精神包括坚持,坚持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哪管它东西南北风。聪明人很多,聪明人往往主意多,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的不是工匠,是投机分子。”

森木家具:为传统古典家具产业开辟现代化生产之路

  去年,新会区促进经济发展“黄金十条”——《新会区促进招商引资支持经济转型发展办法》正式印发,进一步提升新会的投资吸引力,每年最高奖励资金近2亿元,部分单项奖励高达500万元,被视为“新会有史以来额度最高的奖励”。

  今年1月26日,新会“黄金十条”落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8年第一批自动兑付活动走进企业,为企业送去奖励金。新会区森木古典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木家具)便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

  专注于产品研发创新 探索传统产业发展新模式

  作为新会区四大特色传统产业企业的森木家具,2017年首次被纳入“四上”企业,且当年利润总额增长10%以上,根据新会“黄金十条”第四条第一款,政府给予该企业一次性50万元奖励。对此,森木家具董事长蒋华侨显得十分感恩,并表示将在古典家具行业中主动宣传新会“黄金十条”,会继续专注于产品研发创新,为行业转型升级作出应有贡献。蒋华侨表示,森木家具有幸获得奖励,更要对社会有所回报,为古典家具这一传统产业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奖励的获得,让森木家具再次受到业内的关注。这家在2010年创办的企业,多年来扎根于新会这座“中国古典家具之都”,借助新会深厚的广作技艺资源,接连推出“刺猬紫檀整合专家”、“原生态古典家具”、“把森林搬回家”等环保理念和经营思路,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作为一家古典家具企业,在新会“黄金十条”2018年第一批自动兑付活动中便获得奖励金,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森木家具俨然已经成为新会古典家具的“行业标杆”。

  森木家具为何得以茁壮成长?蒋华侨将其归功于规范化的经营与管理。“古典家具是传统产业,在外人看来,‘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才是这个行业的常态。”蒋华侨说,森木家具并没有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自成立之初便立志打造现代化的古典家具企业。新年伊始,森木家具已经定下了今年的发展目标:大力引入机械化生产,打造一条古典家具生产的流水线,为古典家具这一传统产业开辟一条现代化智能化机械生产之路。“古典家具是朝阳行业,被赋予‘中国古典家具之都’称号的新会,发展空间是极大的。”蒋华侨对行业未来充满信心。

  打造流水线生产模式 进一步引入自动化设备

  “传统的古典家具生产模式要求工人做‘全能型人才’,从压料、刨料、断料到划线、打孔、出隼、开槽、拼板、安装……无不精通。一般情况下,生产一件古典家具,所有这些工序都要涉及,由一个熟练的木工师傅带领两三个徒弟全程完成,这就导致了古典家具生产企业对木工师傅的依赖度非常高。一旦有木工师傅离开,他的一群徒弟也会跟随离开,这样对生产及后续订单会产生严重影响。”蒋华侨对这一情况颇为忧虑,为此,他计划着要在森木家具打造流水线生产模式。

  打破传统作业模式,在古典家具产业里引入流水线生产,蒋华侨看似大胆的计划并非异想天开。“古典家具的制作是一项博大精深的学问,每道工序都‘各有乾坤’。在古典家具产业里引入流水线生产,意味着要将古典家具的生产步骤逐一拆分开来,每个步骤都有工人专门负责,环环相扣,形成一条流水线。”蒋华侨说,此举有助于引导“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培养木工师傅成为“专才”,在各自的领域里精益求精。这样一来,古典家具企业对木工师傅的依赖程度下降,如果其中一两个岗位的人员离职,企业寻找替代人员也并非难事,即使找不到替代人员,企业也可以选择培养新的木工,因为是单一岗位、单一工种,培养的时间较短,相对于培养“全才”难度大为缩减,对生产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用工风险也将大大降低。

  出于对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考量,蒋华侨还计划进一步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加快实现“机器代人”步伐,“放眼国内古典家具几个主要产区,浙江东阳、福建仙游等地,早已加大力度,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与之相比,新会的机械化生产程度还不算高,若想要提升新会作为古典家具产区的竞争力,实现现代化机械生产是必经之路”。

  环保与消防两方面着手 改善古典家具生产环境

  古典家具是新会区四大传统产业之一,多年来,新会古典家具从业者为这个产业倾注了无数心血。尽管如此,外界对于古典家具企业“脏、乱、差”的固有印象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蒋华侨在深感痛心之余,更是下定决心要扭转这种局面,引领行业一起转型升级。

  “古典家具是美的代表,但这个产业却给人脏、乱、差的感觉,部分原因在于古典家具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等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尤其是生产车间里扬起的粉尘,这些污染物一旦得不到良好的处置,轻则引起居民的不满,重则污染环境。”蒋华侨表示,森木家具将在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同时引入“三废”处理设备,确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得以全部收集,并进行妥善的处置。此外,森木家具还在着手申请环保认证。

  在一般人眼里,古典家具企业总是一派“小作坊”的景象:狭小的空间里,随意堆放的木料,杂乱无章的电线……如此凌乱的作业环境,实在很难让人产生好感,更是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为改变这种现状,蒋华侨从源头着手,对厂房进行大改造。2015年下半年,森木家具建成了新的厂房。蒋华侨没有将厂房的每一寸土地都用于生产,而是按现代企业的标准,合理安排厂房的用途。在此基础上,森木家具计划在今年增设消防器材设备,还将聘请第三方消防检测机构担任顾问,提升企业内部的消防管理水平。

  走进森木家具位于大泽镇的厂房,宽敞、明亮是笔者的第一印象。“我们唯有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才能将传统陋习剔除,最终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业内一家“标杆”企业的带头人,蒋华侨坦言身上的担子很重。

  从革新生产模式,到改善生产环境,蒋华侨与森木家具一步一个脚印,踏在古典家具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为传统产业开辟一条现代化生产之路,则是蒋华侨当下正在思考的问题。

臻珑阁:借助互联网 将广东非遗文化推向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的“活态灵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在新会古典家具城,有一间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工作室的主人是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臻珑阁古典家具董事长李炳祺。

  李炳祺祖、父辈都是制作古典家具的能工巧匠,他继承了父辈流传下来的制作技艺,并以身作则坚守、传承着这门技艺,影响了很多新会古典家具行业的从业者。2014年,李炳祺获评为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去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正式在北京上线,远在千里之外的李炳祺获得了该平台的认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收录,成为广东省非遗文化在该平台的首批代表人,并负责主持该平台在北京的线下展馆之一广东馆的布置工作,承担起了宣传广东非遗文化的重任。

  李炳祺表示,他十分珍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的信任,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推广广东非遗文化。

  传承古典家具制作技艺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大数据平台收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希望联合会、永新华控股集团、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发起,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导,永新华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保护、传承和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该平台通过建立准入制度、备案体系,为非遗项目和传承人提供专业的非遗展示平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挑选对应非遗项目落位线下园区,打通O2O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实现了“互联网+非遗”的活态传承。

  目前,该平台已建立了非遗项目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唯一的国际标识编码,搜集并整理了全球220万项语言版内容和超过3万项非遗项目,收录了3000余位传承人,范围覆盖105个国家和地区。李炳祺就是其中一位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的传承人,也是广东省目前唯一一位被收录进该平台的非遗传承人,他同时将负责该平台其对应的非遗项目落位线下园区广东馆的布置工作。

  李炳祺的爷爷、父亲都是古典家具产业中的能工巧匠,他从小耳濡目染,不仅继承了祖、父辈家具制作的技艺,而且对古典家具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最终将古典家具作为自己的事业,创办了臻珑阁古典家具,并将其打造成新会知名古典家具品牌。

  李炳祺将对古典家具的兴趣变成事业的同时,对古典家具传统制作技艺的痴迷也与日俱增,有时候为了制作出一件好的家具,他可以通宵达旦对一件家具进行重复打磨。因为对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的痴迷和坚守,李炳祺于2014年获评为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将李炳祺收录进该平台,看重的是李炳祺对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的这份坚守和传承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的决心。

  利用大数据平台

  带动更多人推广广东非遗文化

  走进李炳祺的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古色古香的摆设、精致的古典家具让人充分感受到古典家具文化的魅力。作为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炳祺一直在努力传承着古典家具的制作技艺,传承着古典家具文化。他的秘诀就是精工细作和坚持创新。

  臻珑阁出品的家具造型、工艺都是业内一流的水平。“坚持传统工艺,这是基础,也是根本,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根据现代人的需求,不断在造型上进行创新,这样才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李炳祺认为,传承传统经典文化,既需要坚守住经典,也要积极创新,这样才能赋予传统文化更多的内容,才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对于自己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并负责该平台其对应非遗项目线下园区广东馆的布置工作,李炳祺认为这是一份肯定,一份荣誉,但也是一份责任。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性展示平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传承的一次探索,“该平台的成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了更广的展示舞台,有利于非物资文化遗产的发展”。

  对于未来该如何去布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对应非遗项目线下园区广东馆。李炳祺表示,古典家具是展示的重点之一,但他不会局限于古典家具制作技艺,而会努力邀请、收集其他广东非遗文化共同参与,“线下展馆位于北京天安门附近,也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我希望能将更多广东非遗文化带到北京,带向世界,作为首批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的传承人,我也希望能够带动、推荐更多人加入这个平台,共同推广非遗文化”。

新会区区长梁明建:打造产业强区 提升城市品质

新会区区长梁明建 (资料图 人民网 张桂贵/摄)

  记者:2017年新会区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今年新会在推动经济发展、提质提速方面有何计划?

  梁明建:新的一年,我区将继续提升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强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壮大实体经济,落实市工业投资千亿计划,打造“334”产业体系,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壮大三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三大装备制造业,改造提升新会陈皮、小冈香、古典家具、五金不锈钢四大传统特色产业。

  二是推动万亩园区建设提速。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建设3个万亩园区,夯实园区基础工作,完成系列规划编制。继续推进现有园区扩能增效,提升园区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三是推动第三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构建以启超大道为中轴的枢纽新城商圈,优化旧城区商圈等。以全域旅游理念打造“大湾区休闲驿站”,整合乡村旅游资源,统筹策划四季特色节庆品牌,力争全年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30亿元。

  记者:去年新会出台了力度空前的“黄金十条”,新会区在引资引智方面的成效如何?今年在这方面还将有何举措?

  梁明建:去年,我区成功举办了深江招商推介会,出台促进经济发展“黄金十条”,全年立项备案项目219个,计划总投资343.7亿元。出台“荐才奖励”措施,全市首创市场化引才理念,发放各类人才补贴约2000万元,新增高层次人才近500人,人才总量增至18万人。

  今年,我们将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重,打造新会赶超发展双引擎。用足用好促进经济发展“黄金十条”等优惠政策,探索自动兑付机制。狠抓招商引资不放松,强化镇级招商作用,坚持精准招商、产业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力促大项目招商有新突破。常态化开展“两看两比”活动,重点抓好超亿元项目落地建设。积极打造人才强区,完善落户配套政策,推动2个国际级生物医药团队项目建设,加快新会陈皮院士工作站落户。

  记者:今年新会区在高起点谋划银湖湾滨海新城和珠西枢纽新城方面有何计划?如何开展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

  梁明建:围绕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推进东部一体、高标准建设“四个新城”、搭建湾区合作新平台等工作部署,我区将以新城建设、城市品质提升、全域旅游发展为抓手,统筹区域协同发展。

  一是高起点谋划两新城建设。枢纽新城发挥珠西枢纽江门站作用,打造以启超大道为中轴的枢纽新城商圈;银湖湾滨海新城要完成整体规划编制,加快布局滨海休闲度假、教育科创、海洋科技等高端产业,打造沿江出海的绿色智慧滨海新城。

  二是大力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围绕珠西枢纽新城、江会片区、会城主城区等区域,投入超500亿元开展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八大工程,全力推进我区城市品质在3—5年内实现质的提升。

  三是加快建设旅游强区。以乡村文化、乡村美景、乡村美食为依托,全力推进香业小镇、石板沙水乡风情岛和陈皮村三产融合产业园等项目,打造大湾区知名乡村旅游“微度假”目的地。

新会区委书记文彦:突出“一个引领”,坚持“六个狠抓”

新会区委书记文彦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新会区今年将如何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推动工作?

  文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报告对新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做到突出“一个引领”,坚持“六个狠抓”:

  突出“一个引领”,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新会发展。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之以恒学懂弄通做实。

  坚持“六个狠抓”,一是坚持狠抓管党治党,着力优化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不断规范基层党建基础工作。

  二是坚持狠抓工业立区,着力开创发展新局。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3个万亩园区,谋划打造“334”产业体系。

  三是坚持狠抓动力变革,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坚持把改革创新摆在重要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人才聚集高地,不断扩大新会经济质量优势。

  四是坚持狠抓城市提质,着力融入湾区发展。围绕珠西门户定位,努力建设大湾区西翼重要枢纽城市,年内投入超50亿元推进20个重点交通项目。

  五是坚持狠抓乡村振兴,着力激发“三农”活力。扎实推进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农村“三基四化”专项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生活环境。

  六是坚持狠抓民生改善,着力共建美好生活。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三二一”工程,提升群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助残体系,切实补齐民生短板,以“十个一”文化品牌重塑“文盛武兴”。

  记者: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新会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新会今年面临哪些重要机遇?

  文彦:当前,新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一,新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区位优势突出,新会区高标准建设的银湖湾滨海新城、珠西枢纽新城,将成为全省加快沿海经济带开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平台。

  第二,市委、市政府倾力打造“5+1”重大产业平台,其中3个万亩园区坐落于新会,这将成为助推新会乃至江门加快发展、争先进位的强劲引擎。

  第三,随着港珠澳大桥、深茂铁路江茂段的建成通车,中开高速、江门大道和江门站的加快建设,新会作为珠西综合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将更加突出。

  新的一年,我区坚持新发展理念,抢抓机遇,以“一枢纽、两新城、三园区”为载体,突出创新驱动、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争当全市做大总量、提高发展质量的主力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

  记者: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新会区如何抓好党建工作,优化政治生态环境,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

  文彦: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我们要全面压实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一是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狠抓区、镇、村(社区)三级党建责任落实。

  二是锻造信念坚定政治品格。继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主题党日+”活动。

  三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拔重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四是打造坚强有力基层堡垒。建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加强机关、国企、“两新”组织党建,深化“红色+”城市基层党建。

  五是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肃清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丑陋恶习,重拳整治民生、扶贫领域“微腐败”和作风问题。

九件“国家宝藏”亮相故宫箭亭

  本报讯(记者 刘冕)“中华第一古物”石鼓、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仪仗图》、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9件来自全国9大博物馆、出现在热播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的国宝,昨日亮相故宫箭亭广场。

  原本空旷的箭亭广场上,如今布置了9座“小阁”,9个阁都是独立的LED高清展柜,9件国宝就“藏”在柜壁上。故宫博物院藏石鼓、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仪仗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湖北省博物馆藏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省博物馆藏皿方罍、河南博物院藏云纹铜禁、浙江省博物馆藏玉琮、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南京博物院藏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一一呈现。

  9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也都印在柜壁上,娓娓讲述每一件国宝的故事。代表故宫博物院参展的文物是石鼓,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通过LED高清液晶屏,先秦时期的石头被赋予生命,晦涩低调的石鼓文也被勾勒出来,突出展示。特展为期两周,覆盖2018年整个农历新年假期,2月25日结束。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六七年前,故宫办公室接到采访函,都会回复两个字‘婉拒’,现在我们的态度转变了,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藏品,讲好中国故事。一部电视节目《国家宝藏》,让9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节目中不仅讲述了文物的故事,也展现了博物馆人对待文物、对待观众的态度,勾起了更多人走进博物馆的兴趣。”

  数据统计,每一期《国家宝藏》播出后,相应博物馆的客流量就会出现增长。“以前,人们想到博物馆时,第一印象是冰冷、单调,很多人只是在相机里留下几张影像便匆匆离开了,无从谈收获。”单霁翔说,故宫近年来一直在尝试改变,希望融合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数字化技术,让人们能够在参观的同时增强互动体验,更加直观地欣赏文物、了解文物和探知文物。这一次《国家宝藏》特展是故宫首次尝试通过LED高清液晶屏,在户外展示文物。

  昨天,《国家宝藏》特展在故宫箭亭广场揭幕。九件文物的数字影像通过LED高清液晶屏一一呈现。

过鹏儒:让珐琅彩在银器上起舞

  提起景泰蓝,第一印象是“国礼”,从北京APEC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不久前的特朗普访华,都有非遗技艺景泰蓝的身影。作为彰显大国风范和传统艺术的“国礼”,景泰蓝人人皆知。鲜为人知的是,北京的景泰蓝竟源自远在云南的银胎珐琅。

  珐琅,是将矿物质颜料填嵌或绘制于金属胎上,经高温烘烧而呈色的釉质,也指覆盖有珐琅的金属制品。按照金属胎材质的不同,珐琅制品可以简单分为铜胎珐琅、银胎珐琅、铁胎珐琅(搪瓷)、陶瓷珐琅等。景泰蓝,特指“铜胎掐丝珐琅”,自明朝景泰年间得名至今,传承不息。而云南的银胎珐琅却因种种原因差点失传。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小喜欢手工的云南人过鹏儒听说了银胎珐琅,自此,这个“门外汉”变成了最投入的匠人。在他艰难的坚守中,曾经濒危的银胎珐琅重获新生。炫彩的珐琅舞动在雪白的银器上,焕发出了这门云南非遗技艺的新华彩。

  手艺濒危——

  “你们这个‘去良’是什么?”

  云南阿哥过鹏儒的童年记忆里,有一个彩色的手镯。

  手镯戴在母亲的腕子上,内侧是雪白的银,光泽柔润,外面是晶莹剔透的彩,绚丽明快。母亲烧饭时、洗衣时、拾掇地里的青菜时,那一圈彩色总是不停地晃啊、晃啊,仿若一幅精美的画,一直晃到了过鹏儒的心底。

  童年的记忆是浅浅的、缥缈的,如果不去唤醒,可能就永远沉淀了。如果不是一次闲谈,过鹏儒关于手镯的彩色记忆或许真要永久地封存起来了。

  那是一次聚会,席间一个朋友偶然提到珐琅彩银。这个陌生的名词一下子抓住了过鹏儒敏感的神经——银器,是云南历史悠久且闻名遐迩的“特产”,当地从事银器制作的工匠更是数不胜数。可是“珐琅彩银”是什么,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过鹏儒完全没有概念。起初,他以为是在银子上画出色彩,稍稍了解,才发现原来彩色竟是高温烧制出来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丽江人,过鹏儒在旅游业的大潮里摸爬滚打多年,开过旅行社,经营过酒店,开发过旅游产品,还张罗过餐馆,对市场的敏感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就在那次聚会上,直觉告诉过鹏儒,珐琅彩银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产品。

  他开始去搜集珐琅彩银的资料。就在他看到第一张珐琅彩银的图片时,童年的记忆瞬间被唤醒:原来,母亲手腕上那一圈彩色,就是一只珐琅彩银镯子呀!他赶紧跑回家询问年过花甲的母亲。在专家的研究和对各种史料的相互求证中,过鹏儒一点点厘清了珐琅彩银的历史——

  元代忽必烈西征时,珐琅工艺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1253年,忽必烈与丽江阿良联合攻打大理国,曾在丽江短暂停留,留下了部分珐琅彩银器及制作工匠。这门工艺由此在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和金官镇一带代代相传。

  过鹏儒惊奇地发现,珐琅彩银最早在云南的流传地之一永胜县金官镇,就是他的家乡,今天的三川镇。可是,在永胜生活了几十年的他,为什么只知北方的“景泰蓝”,却从未听说过本地的珐琅彩银呢?

  他很快在史料中找到了答案——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中曾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之类……又谓之鬼国窑,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也就是说,早在明代,已经有许多云南工匠带着珐琅工艺到了北方,并且将价格昂贵的银胎改成了更为低廉的铜胎。后来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大量烧制并得名的“景泰蓝”,即铜胎珐琅便由此而来。

  而在云南永胜,银胎珐琅一直到民国时期还颇为兴盛,是名人和官宦极看重的工艺品。据说,抗战时期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就买去了不少。时任省主席龙云也喜爱收藏珐琅彩银,官吏们还经常用珐琅银器奉送上司,以求升迁。民间因此有戏言:“云南的一些官是永胜银匠一锤锤打出来的。”

  过鹏儒的母亲年幼时,大户人家办喜事,从来少不了珐琅彩银的绚丽身影。那一件件光彩夺目的银器,高贵典雅,象征着身份,更蕴含着彩云之南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可惜,这种盛况至民国之后逐渐衰落,加之银子属贵金属,价格昂贵,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永胜本地几乎已无人完整掌握珐琅彩银的工艺,存世的珐琅彩银也日渐稀少。过鹏儒记忆中母亲的手镯,其实只是最简单普通的款式,可在那时也不太常见了。

  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他母亲那代人至少还都知道银胎珐琅,而到了他这一代乃至更年轻的一代,生长在银胎珐琅的滥觞地,竟然根本不知这项拥有800年历史的工艺为何物。2009年,丽江珐琅彩银入选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是与大部分非遗技艺一样,这门工艺依然处境艰难,且鲜为人知。最初,为了调查市场,过鹏儒曾问过不少年轻人是否知道银胎珐琅,结果不是茫然摇头,就是把银胎珐琅和景泰蓝混为一谈。后来,他去注册公司,当地的工作人员竟然不认识“珐琅”二字,还特意问他:“你们这个‘去良’是什么?”

  这一问深深地刺痛了过鹏儒,这位原本只是打算开发旅游产品的中年商人,暗自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将这种传统工艺传承起来、发扬光大。那时的他并未意识到,童年记忆里的那只珐琅彩银手镯,已经开始在他心底生根发芽。

  再现绝技——做试验差点把院子烧了

  过鹏儒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决心已定,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完成了公司注册,专门从事珐琅彩银的研发、制作和传承。可是,这个他完全没有料到,从零开始复原一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工艺,竟是如此不易。

  永胜虽是珐琅彩银最早流传的地方,但如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民间手艺人还掌握一些简单技艺。过鹏儒曾试图去拜访这些老人家,但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并且其原始的家庭式作坊还坚守着“传内不传外”的老传统。拜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子,他几乎一无所获。

  过鹏儒不肯放弃,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北京的景泰蓝和银胎珐琅在制作流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河南、河北等地也有一些珐琅厂。他并不确定,这些各式各样的珐琅工艺是否能对自己有帮助,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参观学习之路。

  从北京到河北香河,从河南郑州到洛阳,从天津到广东深圳,从陕西西安到贵州贵阳、凯里,再到云南省内的罗田、建水、祥云、鹤庆……,过鹏儒从各地的博物馆寻觅银胎珐琅的踪迹,在各个手工艺品厂家参观各种珐琅工艺品。几年东奔西跑走下来,过鹏儒对珐琅工艺有了不少感性认识。但参观和学习只是浅层的,没有哪个博物馆或厂家会把工艺秘诀公之于众。何况,珐琅的材质有银胎、铜胎、铁胎、陶瓷等多种,不同的材质,烧制的关键温度完全不同,而过鹏儒希望复原的银胎珐琅又极少见。

  就在这时,过鹏儒从岳父家里翻到了一本发黄的旧书《化学工艺宝鉴》。因为太旧,书的具体年代已经弄不清楚了,但他惊喜地发现,繁体字的旧书里竟然记载了珐琅釉料的烧制过程。于是,过鹏儒决定用最笨的办法,参考旧书,通过试验,一步步摸索银胎珐琅的烧制技艺。

  在丽江郊区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院里,过鹏儒开始了漫长的试验。珐琅彩银的制作需要经过设计、制胎、绘画、錾刻、掐丝、酸洗、点蓝、烧蓝、抛光等20多道工序,就算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制作一套珐琅彩银器具,至少也得两个月。而过鹏儒一步步摸索这些流程,用了好几年。问他:“哪个步骤最难?”他认真地思索半晌,无奈笑道:“每一步都难呀!”

  指着画册上的一把珐琅彩银壶,过鹏儒滔滔不绝:“譬如上蓝,上多上少都不行,上多了会漫过隔挡釉料的银丝,与其它颜色的釉料混合,影响图案的美观,釉料上少了,烧出来的色彩又不均匀不饱满;又如掐丝,银子的材质比铜软很多,要在银质的壶体上,用细细的银丝掐出细密的图案花纹,太考验耐心了!刚开始时掐出来的图案都是歪歪扭扭的、不规则的,辛辛苦苦根据设计图掐出了形状,经过胶水粘在壶体上时,好不容易将图案粘稳,但手指上的皮肉也跟着被粘掉了……”

  听到此处,笔者下意识朝他手上匆匆一瞥,果然手指上的伤疤隐隐还在。过鹏儒却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他的注意力还在那把银壶上。“再譬如配色,珐琅彩为什么漂亮?就是因为颜色完全是矿物质颜料通过温度烧出来的。颜料烧之前和之后色彩大大不同,烧的温度不同,颜料出来效果也不一样。烧好了色彩就晶莹透亮,烧坏了就暗沉无光。开始只能把几十种颜料在不同温度下挨个试烧,然后把颜料和烧过的颜色一一对应、编号,制作色板,等几十种基础色确定了,再混合颜料、开发新色彩……”

  其实,上蓝、掐丝也好,配色也罢,多少还是与铜胎珐琅有相似之处的。要说与铜胎珐琅工艺最大的区别,便是烧蓝,也就是在银胎上点完颜料后,进行高温烧制。这是珐琅制作最讲功夫也最变幻莫测的一步,稍一疏忽,就得全盘推翻,从头再来。

  相比于铜胎,银胎对这一步的要求更高。因为珐琅颜料的烧制温度通常在800摄氏度左右,而银的熔点大约是960摄氏度,银比铜的熔点低得多,这无形中就对烧蓝火候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珐琅都是用炭烧,火候的掌握全凭经验。有的颜料甚至要求温差不能超过5摄氏度,一旦温度过高,不仅烧出来的色彩难看,而且银胎也很可能变形甚至烧化。”过鹏儒说,最初试验时,他们也像传统的做法一样,用炭和汽油在露天小院中烧蓝。对于“门外汉”的过鹏儒来说,这件事儿不仅困难,而且危险。曾经有一次,因为过于全神贯注寻找最精确的温度,他一不小心碰倒了汽油桶,火苗“腾”地一下就蹿了起来,所幸小院里备了灭火器,一群人和简陋的工厂才幸免于难。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危险中,曾对珐琅彩银完全没有概念的过鹏儒,终于摸到了这门古老工艺的秘诀。在丽江郊区的小院里,通过他的巧手,流光溢彩的珐琅彩银酒具、手镯、花瓶一件件出炉。尽管每烧一件成品都要用掉几十斤炭,而十件成品中大概也只有两三件可以称得上成功,但他还是欣喜不已,因为那些璀璨华丽的色彩,比起童年时母亲手腕上的镯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用母亲的话说,他可以出师了。

  与此同时,过鹏儒公司打造的珐琅彩银,也得到了一些专业奖项。此时,如果将目前的作品稍加改造,批量生产旅游产品,对于商人而言也算一笔不错的生意了。但此时的过鹏儒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成为匠人和传承者的他,希望向更多的人普及、传播这种古老的文化遗产。

  创意传艺——

  融入东巴文化,古老工艺焕发新彩

  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常常遭遇这样令人心酸的境况。过鹏儒的想法不同:“雕琢工艺时当然要静心、耐心、细心,但要保护非遗,传承文化,还是离不开市场和年轻人的力量。”他相信,只有市场认可了,年轻人喜欢了,古老的工艺才能永久地传承下去,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创新。

  他到朋友家里做客,看到别人客厅里悬挂着一幅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寥寥几笔,俊秀山水跃然纸上,大片留白,却是“无声胜有声”,意味无穷。看着这幅画,过鹏儒琢磨起了珐琅彩银:传统的珐琅器色彩都很“满”,从外观上甚至看不出金属胎的材质,如果像水墨画一样留白会不会更美?与铜胎相比,银胎本身就具备吸引人的光泽,如果要打造“留白”的珐琅器,银胎应该具有先天的优势。过鹏儒越想越觉得这创意可行。很快,他研发出了一系列“半珐琅”彩银器:通体雪白的茶壶,仅在一侧用珐琅点缀出几竿翠绿的竹子;纯银的手镯,仅在搭扣处点上几朵珐琅祥云;现代的打火机外壳上,简单配上中国的12生肖图案……这些“半珐琅”彩银器,很快成了国内外展会上的新宠。

  他到山脚边的束河古城闲逛,头上是蓝得透亮的天,脚边是清澈见底的龙潭水,“烧蓝”俩字突然蹦了出来,过鹏儒突发奇想:蓝是珐琅彩最具代表性的颜色,也是七彩云南的经典色彩之一,能不能设计一把以碧水蓝天为主题的珐琅银壶?2015年,他的奇想变成了现实,一把“碧水微蓝”珐琅银茶壶惊艳亮相。没有传统珐琅图案的繁复,壶身只有简洁的银纹镶嵌大块的蓝,蓝白相间,纯净得如一池碧波,一方晴空,令人不由感慨,大美至简,便是如此吧。

  不过,你若以为至简的珐琅银壶,制作起来相对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大面积的色块其实更难烧,一不小心融化的颜料就会流淌下来,所以不仅对温度要求更高,而且烧制时还要不同方向来回转动壶体。为了让壶体更加流畅、圆润,银胎也不是传统的焊接方式,而是特意请来了具有30多年制作经验的银匠大师,手工将一块银片一点一点敲成了没有任何接缝的一体壶,然后再在壶体上施展传统少数民族的錾刻工艺和内填珐琅工艺。

  “可以说,‘碧水微蓝’融入了云南的银匠工艺、珐琅工艺,还有最具特色的天然风景。”聊起这件作品,过鹏儒颇为自豪。遗憾的是,笔者只看到了“碧水微蓝”的照片,因为纯手工制作,每一件珐琅彩银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而这件孤品甫一亮相,就被一位喜爱珐琅工艺的台湾人收入了囊中。

  2017年开始,过鹏儒最新的创意方向是把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融入珐琅彩银。

  众所周知,丽江一带迄今流传着一种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东巴文”,是纳西族所使用的文字。东巴文有1400多个单字,甚至比甲骨文的形态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因为是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文字的“活化石”。2003年,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进行了数码记录。

  东巴文这样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自然勾起了过鹏儒的兴趣。他从东巴文单字中,精挑细选出符合传统文化、又有美好含义的文字,请教纳西族的老人,从东巴图画、舞蹈、神话故事中,撷取有文化内涵的图像,再请来设计人员以文字和图像为原型加以设计。

  从不辞辛苦重现珐琅彩银的光彩,到融入东巴文化加以创新,支持过鹏儒的,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初心。除了国内的文博会,他还不惜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带着珐琅彩银到迪拜、印度等国参展,一次次将这门中国传统工艺介绍给外国友人。2015年开始,过鹏儒与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大学丽江旅游文化学院展开深入合作,其工作室成为丽江旅游文化学院的实践教学基地。如今,每年都有几百名年轻的学子来到珐琅彩银工作室学习、参观、交流。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珐琅彩银,过鹏儒每年都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组织设计大赛,让年轻人感受这门传统工艺的奇妙。

  他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珐琅彩银已经从默默无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成了丽江乃至云南的一张文化新名片,不仅远销缅甸、印度、英国、法国等国家,而且在各大工艺大赛中捧回了一座又一座奖杯:“牡丹花开”银茶壶荣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工·百花奖”金奖;“花开富贵”掐丝珐琅彩银茶具和“国色天香”掐丝珐琅彩银花瓶同时荣获云南省第八届工美杯金奖;“喜鹊登梅”银茶壶荣获第三届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工·百花奖”银奖;“繁花似锦”银胎珐琅茶具荣获2017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铜奖……

  如今,再提起珐琅彩银,不少云南人都会自豪地竖起大拇指。就连2017年11月在云南举办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其主办方也慕名而来,请过鹏儒为他们设计制作珐琅彩银马拉松纪念奖牌和纪念币。

  而赋予珐琅彩银工艺新生命的过鹏儒,2015年被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破格评选为“云南省工艺美术行业领军人物”,荣获“中国民族金属艺术大师”称号。2017年7月,过鹏儒被评为云南省首席技师,省里每年拨付10万元,专门资助他设立工作室,培养珐琅彩银的新传人。

  千工百序,大器始成。而今,过鹏儒欣慰地看到,古老的珐琅彩在银器上重新起舞,焕发新彩。而他最终的目标,是将这样的光彩打造成中国的一张名片,让这门民族工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拍场上的“一号先生”

  1994年嘉德首拍,张宗宪举起1号牌竞拍第1号拍品。

  李昶伟

  张宗宪是香港成功的古董商,游走于海内外各大拍场,是最早一批出现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来自香港的中国人之一。他凭借独到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赢得了世界收藏界的信赖和尊重。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张宗宪开始孜孜不倦地为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开拓和发展而努力。如今,国内数家拍卖公司仍为他保留拍卖的“1号牌”,以此作为对他早年专业启蒙、市场引领和行业提携的感念。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先生认为,没有张宗宪先生的专业引领和商业推动,就没有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今天。本文选摘自《张宗宪的收藏江湖》。

  嘉德首拍的1号牌

  梳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历史,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简称“嘉德”)的第一场拍卖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2009年播出的纪录片《辉煌六十年》中,当讲解中国文化拍卖事业的发展时,画面上出现了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场拍卖时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徐邦达敲响第一槌的瞬间;另一张就是张宗宪举1号牌买下第1号拍品的瞬间。

  创立嘉德的想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嘉德创始人陈东升曾在《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一书中,回忆那时他在电视里看到的新闻:一条不足一分钟的简讯出现在《新闻联播》最后五分钟,说的是伦敦克里斯蒂(即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被一个神秘的买家在电话里买走,据说这个买家来自日本。陈东升在新闻中看到的这幅梵·高作品,当时被著名的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以39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之后,在纽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梵·高的《加歇医生肖像》被同样来自日本的第二大造纸商齐藤了英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当时还在国家部级单位上班的陈东升在这一幕中看到的“拍卖”,感叹道,“电视画面里的情境与我们的现实境遇反差太大,相差甚远,似乎跟我们可能永生都没有关系”。 而这时,张宗宪作为古董界响当当的“1号先生罗伯特·张”,已经跻身于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古董商之列,频繁地周旋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拍卖行,主战苏富比和佳士得,是清官窑市场最重要的买家和卖家之一。他不仅将全球范围内流通的重要中国古董带给他身后的大藏家,也为自己积累了日益丰厚的收藏。

  张宗宪和嘉德,两条线索的相遇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正式创办嘉德之前,陈东升带着从没接触过拍卖业务的嘉德一行人去香港,观摩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他调侃道,那时候刚从国家单位下海,头次到香港见到这花花世界,感觉都是有钱人,无法区别他们的身份,更不知道谁是行家。而接触到张宗宪的时候,感觉这位大拍卖行的座上宾对自己很客气,也很好奇:“哦,大陆也开始搞拍卖行了。”张宗宪特别支持内地发展更多拍卖行,他经常举一个例子:“拍卖行就像以前卖酱油用的漏斗,全世界找到的好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漏斗流进藏家那里。”而且内地艺术市场物美价廉,是一个稳定的艺术品来源。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长城饭店成立。按市场经济办事儿的嘉德,一开始遇到的阻力比朵云轩大。朵云轩有文物商店的货源垫底,而嘉德是新的企业体制,拍品完全要靠征集,客户在哪,买家在哪,一无所知。文物商店还不支持拍卖,担心拍卖来抢自己的饭碗。张宗宪对草创期的嘉德极为重要。而且他还义务给嘉德做顾问,给从业者做培训,指导他们到香港去学习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给他们打气,给他们信心。

  1994年3月27日,嘉德的第一场拍卖终于在长城饭店开槌了。罗伯特·张照例拿的1号牌,买了第1号拍品,“所以在嘉德我是绝对的No.1!”说起这段经历他也当仁不让。

  中国嘉德的首场拍卖会推出了书画和油画拍卖品245件,拍卖师是半路入行、自学成才的高德明先生,当年他正好60岁,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业公认的“首席拍卖师”。午后1时开拍,除了100多名中外收藏家前来竞标外,还有应邀嘉宾、观众及新闻记者,场内挤进了上千号人。1号拍品是吴镜汀的《渔乐图》,这不是一件特别有名头的作品,之所以作为第一件是因为寓意收获,算讨个口彩。

  首件拍品的起拍价是8000元,“1号先生”张宗宪率先出价:“我出1.8万元。”全场立即活跃起来,一个台湾买家举到2.8万元,张宗宪马上举3.8万元,别人再举,张宗宪干脆站了起来:“今天嘉德店开张,祝他们兴旺发达,8万8。”

  这一喊再没人跟他争了,一落槌只听全场啪啪鼓掌。直到若干年后,嘉德的几位创办者回忆起当时这一幕,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感激之情。王雁南说,第一场拍卖会,自己站那儿就慌了,基本什么都看不清楚,但就记得张先生一开场就站起来举牌,还说了那么多鼓励的话,真的是又感激又感动。

  “我对先生一直有一个歉疚,”陈东升则说,“张先生支持嘉德,买了东西给嘉德提气,实际上说白了他是帮我们抬庄。但是我们刚进入这行不懂规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拍完还照样收了他佣金,他也没吭声。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他一笔账。”

  张宗宪买的《渔乐图》当时市价基本上在1万5左右,8万8都够买到一张比较好的齐白石作品了。后来《渔乐图》9000元就卖了出去。捧了场,买得贵,还付了佣金,别人笑张宗宪“要面子,吃大亏”,张宗宪自己可不这么想,“如果不是这样,大家怎么会记得这个事?”

  结缘上海博物馆

  张宗宪对上海有特别的感情。他跟上海博物馆的渊源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前馆长汪庆正的太太薛惠君出身苏州评弹世家,父亲薛筱卿曾经是上海评弹团的台柱,薛惠君自己也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因为这层关系,爱听评弹的张宗宪跟汪庆正一家很熟。上世纪80年代,香港和内地之间开始有了文物艺术品的交流,上海博物馆出国办展览遇到文物保险、运输估价这些专业问题的时候,汪庆正就会请教见多识广的张宗宪。

  那时,上海博物馆还在河南南路16号的旧中汇大楼,从1959年10月迁入到1993年搬出,上海博物馆在这座原中汇银行总行的写字楼待了34年。张宗宪对当时博物馆的印象是,好东西很多,但是场地破旧,防潮不好,靠地板的墙都是鼓出来的。他总觉得这太不像一个大博物馆的规格了,还跟汪庆正提议过把河南路老馆的楼卖了,找一个好地段盖个新楼。而汪庆正也很无奈,弄钱不容易,搬家更不容易,只能先在内部搞搞装修。张宗宪帮着“化缘”,凑了人民币16万元。这钱还不够,后来是马承源陪着汪庆正到文物商店挑了10张可外销的作品,拿到香港苏富比卖了400万元,才算解决了上海博物馆的装修问题。这段交情,成了后来张宗宪妹妹张永珍向上海博物馆捐献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的序曲。

  故事要从这只独一无二的橄榄瓶说起。这只瓶来自美国外交大使理事会主席奥格登·里德家族,是在里德母亲的纽约住宅里发现的,多年来这件花瓶一直被作为普通的家居摆设,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当奥格登打算把祖父留下来的一批古董出售时,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沾满尘埃的珍宝。

  雍正早期粉彩尚有康熙五彩风格,纹饰多绘团花、团蝶、八桃、蝙蝠、过枝花卉、水仙灵芝、仕女、麻姑献寿、婴戏等。其中,八桃和蝙蝠的纹饰多见于瓷盘,“蝠”是“福” 的谐音,桃是“寿”的象征图案,“蝠桃”即是“福寿”的意思。这种以“蝠桃”为题材的吉祥图案若出现在雍正及乾隆两朝的官窑器上,一般都见于盘子,将之作为橄榄瓶的主题纹样就十分罕见了。而这件“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瓶体上,恰恰绘有粉彩八桃二蝠,传世作品中,目前只见到一件。这也是此瓶被视为“全世界收藏的瓷器中独一无二的精品”的原因。

  2002年,张永珍在回香港的飞机上看报纸,拍卖消息中这件橄榄瓶吸引了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拍下这件精品。5月7日苏富比春拍,张宗宪也在现场,拍卖刚开始时,他就告诉妹妹,如果价位被抬得太高就别再举了。但张永珍觉得多贵也值得,根本没有想过上限,所以一直气定神闲、不急不躁。拍卖师朱汤生从900万元起拍,一路抬到3600万元时,全场只剩下两人,而张永珍坚守到最后,终于以4150万港币竞得这件绝世珍品雍正橄榄瓶。结束拍卖后兄妹二人还共同捧起这件珍贵文物,在现场拍下合影,张宗宪脸上的喜悦一点不比妹妹少。借他最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买到这样的宝物,是让全世界都“吊眼珠子”的大事件!

  后来张永珍想捐出这只粉彩橄榄瓶时,征询哥哥意见,张宗宪的建议就是上海博物馆。除了跟上海博物馆的交情之外,他的考虑也蛮周全:一来上海是他们出生之地,有感情;二来在张宗宪观念中,捐献文物就像嫁女儿,一定得找个好人家,上海人做事周到体面,对得住这样一件善举。

  2003年国庆节刚过,汪庆正就接到张宗宪电话说张永珍有意捐赠的事情。当天夜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陈燮君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三天后他在上海南伶酒家专门宴请张宗宪,请他转致上海博物馆对张永珍的谢意。10月28日下午,在汪庆正和流散文物处处长许勇翔赴港登门拜访张永珍的两天之后,他们在张永珍家中完成了对这件天价文物的捐赠交接。当晚,汪庆正和许勇翔二人带着珍贵的雍正粉彩瓶自香港返回上海,深夜23点,将其顺利入库上海博物馆。

  整个过程简单而迅捷,没什么繁琐的形式。张宗宪就是这一历史性捐赠事件从头到尾的推动者和见证人。

  内地拍卖业的导师

  张宗宪是在拍卖行业刚起步时进入内地市场的,那时拍场上的所有人都还很生涩。他常感叹,现在刚入行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认识他了,更不知道自己吃的这碗饭和他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内地拍卖行兴起后,张宗宪一直担当着拍卖职业启蒙和提携的角色。内地的拍卖业者中许多人都跟他很熟,称他是中国拍卖业的“教父”。他对内地的拍卖行业最重要的支持是“传帮带”——传授经验,帮助提高,带领方向。二十多年中,他几乎担任过所有大拍卖公司的顾问,尤其乐于提携年轻人,手把手指导他们拍品的征集、鉴定、入库、编辑图录,甚至接洽大客户,预展布展,拍卖现场把控这些细致繁琐的工作。有的拍卖行连一整套系统,从经营理念到实际操作都是张宗宪教的。二十年来,拍卖行里和他打过交道的年轻人,名单一拉出来,个个都是业务骨干,中流砥柱。

  北京翰海首拍前的筹备,张宗宪积极参与。1993年的夏天,秦公去上海把张宗宪请到北京,到翰海所在的文物公司给大家做拍卖培训。“那时候我们对拍卖真是一无所知,”当时曾在文物公司任部门经理的王刚成了翰海第一个自主培养的拍卖师,接受张宗宪手把手的指导:“他告诉我什么叫底价,什么叫起拍价、落槌价、成交价,我真的给绕晕了,这么多怎么能记得住?”张宗宪跟他耐心解释:“估价跟你没有关系;成交价是落槌价加上佣金,那是会计要跟人收的,跟你也没关系;你就负责好起拍价、底价、落槌价,最重要的是底价,不到底价你别落槌,落了槌就赔了。”

  到了1994年夏天,翰海首次拍卖前夕,秦公带着全体员工在保利剧院进行了一场实地拍卖模拟。练习得不错,但第二天正式拍卖还是出了意想不到的纰漏:那天藏家陈德曦想买的一件东西,底价60万元,起拍价50万元,陈德曦出了一口50万元后,下面没人再跟了。王刚没经验,一看还不到底价,就当流标处理了。陈德曦一下场就跟他急了:“这东西我要啊,你干吗就流标了?”事后王刚才懂,在实际操作中,拍卖师不仅仅是个念价格的,还得想办法让东西不流标。

  张宗宪还告诉王刚,好的拍卖师不能急功近利,拍场上一瞬间做出的决定,牵扯到三方利益——卖方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买方想越便宜越好;拍卖公司则是甭管什么东西什么价格,成交了最好。这时候拍卖师落槌的时机就至关重要:落早了卖便宜了有可能损害了卖家委托方的利益;迟迟不落会损害前面举牌人的利益。“本来我60万元就买着了,你磨磨蹭蹭又加了一口62万元,我要再买就得65万元”,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一类的问题?张宗宪告诉王刚,原则是一定要公正,“技巧再高,你选择的方向错了,结果就是南辕北辙。”这句话王刚一直记得,“我能干这一行,能够持续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张先生那个时候告诉我,要那么做。”

  有意思的是,王刚却首先把原则用在了张宗宪的身上。翰海首拍,张宗宪在台下举牌,王刚一边纠结张先生对自己有授业之恩,想早点落槌感谢他,但另一边又想着张先生告诉他的公正原则,不能违背。结果最后也没给张先生“放水”。

  后来每逢翰海拍卖,张宗宪都去,除了教技术,张宗宪还帮他们非常细致地总结经验。很多行业的细节和规则,大到如何在日期选择上避开其他大拍卖行的时间,拍品的遴选,参考价设定规矩;小到拍卖图录的编排,拍卖师报价的速度,都事无巨细地提出意见。

  张宗宪对嘉德也颇为关照。在嘉德长城饭店的办公室简陋的小圆桌旁,张宗宪给员工们开了不少次拍卖的实际操作课。“我们逮到张宗宪什么都问,问题现在看来很幼稚,简直小儿科,但是因为没做过拍卖,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担忧。”陈东升回忆道:“预展的展柜玻璃应该多厚?图录做多大尺寸合适?举牌整个流程怎么走?拍卖成交了怎么找客户签单?都是张宗宪一点点教的。”

  张宗宪教的都不是纸上功夫,全是实打实的经验:价格怎么定?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香港卖多少钱,台湾卖多少钱,内地定多少才能既吸引来买又不亏本;选什么拍品?他告诉你百人买百货,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但得满足各个层次的需求,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品位都得有;图录怎么吸引人?他建议图录制作不能做得太漂亮,重要的是要专业地传达信息,不要做得花里胡哨、华而不实;流标怎么办?他会说,艺术品不是萝卜白菜,这次北京卖不出去没关系,下次拿到上海、香港卖,关键是找到对的人;卖家价钱要的高怎么办?他告诉嘉德先收下,表示对他东西的认可和尊重,等到拍卖前再慢慢跟卖家商量降价,保证成交。

  对客户服务的核心不是一味殷勤,而是专业。这一点,张宗宪身体力行。“张先生的手机是永远开机的,拍卖行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他都会接。”王雁南说,“有时急了顾不上时差,赶上他那边半夜时间打了电话,张先生也从来没怪罪时机不对,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让客户随时能找到他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有一条拍卖的原则和底线,张宗宪在不止一家的拍卖人员培训中讲:“拍品必须是真的,这是这个行业根本性的价值。”张宗宪打起假来嘴巴不留情,有疑问的东西,不管卖方解释是文物公司的,还是哪位著名收藏家提供的,在他那里都不管用,只看东西,不看来历。

  张宗宪也会传授自己珍贵的经营理念,他总说:卖出一半就是成功。意思是成本回来了就是成功了。他还说生意难做,但“转起来就是生意”。接受过张宗宪耳提面命的甘学军说,这些话当时跟小时候背书一样地记住了,很多年后在实践中不断摔打磨炼,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滋味。2001年甘学军主持华辰拍卖成立时,张宗宪去捧场,一样投入热情去支持。张宗宪经常鼓励他:“别着急。最重要不要想着暴发,而是怎么活下去。”有时张宗宪甚至会主动打电话问甘学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这位启蒙了整个行业、提携了很多拍卖行的前辈,不仅没拿过一块钱的顾问费,而且也从没有要求这些拍卖公司给他一些优惠,买货便宜一些,或者佣金少收一些。

  给市场以信心的人

  古董行都知道,定真假是一难,定价钱是另一难。张宗宪对内地艺术市场的启蒙教育中就包含“定价”环节。

  张宗宪敢买,一是身后有财力雄厚的收藏家资源,二是熟悉国际艺术品市场价格体系,这正是当时国内藏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他给内地带进来一种新的对价格的认知——什么是好的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价格。当时不懂行情的内地买家和投资家,就看着“罗伯特·张”举牌,跟着买。他对精品大作每一次执着地举牌,持续地加价,都使他无意中成了作品的定价者,市场的坐标。

  北京翰海首拍很多重要拍品的定价,秦公都是跟张宗宪沟通商量出来的。1994年中国嘉德首拍,张宗宪跟另一个买家竞拍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和齐白石的《松鹰》。《石梁飞瀑》是文物级别的作品,但当时在定价上显不出太大优势,齐白石一流的画应该卖多少钱谁也没底。一番厮杀《石梁飞瀑》成交价209万元,《松鹰》176万元,虽然张宗宪没争到,但是他顶得每一口都意义很大。

  如今担任嘉德董事总裁的胡妍妍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嘉德拍卖,一位客户想买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盘口樽,举到53万元拍卖师落了槌,但同时后面还有人举牌,拍卖师没看见,怎么办?只好重拍,最后落槌60万元,还是前面举53万元的这位客户。虽说拍卖师有权力定夺现场情况,但平白多出7万元,这位客户不乐意,拍卖行做工作也不听。僵持中,张宗宪在旁讲话了,“这件东西在香港150万元分分钟卖出去,你要不要?”一听这话,这位买家心里就踏实了,“罗伯特·张说的,那肯定没问题。”高高兴兴签单去了。

  张宗宪一出现在拍场上,拍卖行的人就很高兴,因为他看上什么就不会放手,而且他看上的东西往往能卖到最高价。“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井底之蛙,以为真的太贵了,”王雁南说,“时间证明了张先生是有远见,那个时候不买就真的错过了。”张宗宪高价买下来的东西,若干年后拿出来个个都翻番。在他身上,内地拍卖行看到这个行业的要诀——钱不是关键,货是关键。那时各大拍卖行找到好东西都跟张宗宪汇报,希望他帮忙找一些客人来竞买。张宗宪去看预展,拍卖行的人就在旁边察言观色,看他对哪个有兴趣,他能说一两句好,心里立即踏实一半,就有了底气。

  早年张宗宪买东西是只要看中,只要财力允许,就志在必得。后来市场发展了,东西贵了,他就淡然多了,有喜欢的举一下,买不到也就算了。如今除非他特别想要某件东西,周围人才能偶尔领略他的彪悍风格。

  可以确定的是,对市场的熟悉让张宗宪比很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他对艺术品的价值,比绝大多数人更有慧眼。他一举牌就会产生无形的作用,他的身影飘到哪儿,哪儿就有人跟进。这位业界楷模九旬之年不服老,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伦敦、纽约、巴黎的拍卖会他都依然会去,他的1号牌很多拍卖公司也给他留着。

  艺术品市场归根到底是一种“信念经济”,只有笃信它的价值时,它才能有价值;如果观念中怀疑它是一堆破烂,没人掏钱去买,就一文不值。甘学军对张宗宪的评价极高:“他对内地拍卖业的贡献和作用几乎无人可及。”艺术品拍卖收藏行业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参与艺术市场的人永远是少数;而与此相对应,市场的信息传播很快,一个事件,一个价格,对关注市场的人的心理冲击会很大。市场的涨和跌更多是取决于信心而不是资金,而拍卖某种程度上,是激发各方信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张宗宪的出现给了内地艺术市场最初的信心支撑。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北京匡时董国强。他说张宗宪愿意在拍卖场上举牌不放,意味着他心里笃定艺术品是有文化价值,是肯定值这个钱的,基于此才有他所谓的预见性。“过去这一百年,中国文化艺术的优质资源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正是张宗宪这样的藏家的坚持,用购买、收藏、研究,把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呈现出来了,使得一个价值错配的市场变成了正配和优配。”

红木家具失而复得市民送锦旗谢民警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邹振艺通讯员/陈伟杰)前日,桂城平洲派出所举行被盗家具发还仪式,12张被盗家具归还事主。家具失而复得,失主黎先生连连点赞,并向夏教中队民警送上两面锦旗致谢。

  事发于1月4日约凌晨3点,黎先生家被窃贼破门而入,屋内12张红木家具被连夜运走。当天早上8时许,黎先生的亲戚起床后发现失窃情况,立即报案。

  平洲派出所接案后即时行动,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民警对现场进行深入细致侦查,最终锁定了以陈某为首的5人犯罪团伙。1月24日,民警兵分多路,分别在贵州、佛山及肇庆等地将涉案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被盗家具悉数追回。目前,涉案5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个案件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作案时间是凌晨,面包车车牌被遮掩,附近道路也没有安装监控,幸好黎先生家中安装了‘110报警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作案时间,以便我们开展排查工作。”平洲派出所刑警中队副中队长梁建峰说。

  年关将至,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增强防范意识,家中无人尽量不要放置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回家进门后随手将门反锁,不随意给陌生人开门。一旦遭遇盗窃等侵财类案件,要冷静处理,及时报警。